1964年，一名中国乘客在瑞士航班上，迅速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两页绝密文件，用手搓了搓，塞进嘴里，嚼烂吞下，然后销毁了随身携带的机密胶片。一个只会在某些特工电影中出现的惊险情节就这样发生了，事件的真相却在多年后才得以公布。

这位中国游客的名字叫周钟型，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国外交使者。周钟型回忆说，1964年8月1日，他和同事李世滨带着中国外交邮袋和绝密文件从西非经埃及开罗到巴基斯坦卡拉奇回国。当晚，登机10分钟后，周的瑞航DC-9客机准时在开罗机场的跑道上加速，准备起飞前往卡拉奇。

突然，随着一声巨响，飞机的机腹似乎与什么东西猛烈碰撞，让机上所有乘客大吃一惊。然而，当空姐随口解释了安全说明后，乘客们的紧张情绪很快就放松了。然而，常年乘坐飞机的周钟型知道这种巨大的噪音是极不正常的，他一直对这架飞机的安全性保持高度警惕。

果不其然，DC-9飞机起飞后摇摇晃晃，左右两边的舷窗这里高那里低，不断切换，显示飞机从未爬升到高空，进入正常飞行状态。为了不打扰其他乘客，周钟型悄悄地来到尾舱，问空姐飞机出了什么问题。得到的答案却是不用担心，一切都好！他明显感觉到空姐在撒谎，这让周钟型越来越焦虑。此时，其他大部分乘客并没有感觉到危险。

两个多小时后，机舱里所有的灯都亮了。副机长匆匆赶到机舱，宣布飞机因机械故障需要在黎巴嫩贝鲁特机场紧急降落。果然不出周中所料，开罗机场起飞时的巨响来自机械故障导致的起落架断裂。起飞后，飞机一直在西奈半岛上空盘旋放油，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迫降。

副机长话音刚落，整个机舱仿佛爆炸成一片狼藉。有人绝望地哭泣，有人不停地在胸前划“十字”，祈求上帝的平安，还有人在默默为家人写遗书。根据航空安全规定，空姐要求乘客将随身携带的物品和身上的硬物全部放入飞机尾部的厕所。

情急之下，周中行表明了自己中国外交使者的身份，并向空姐说明自己随身携带的外交邮袋属于国家机密，必须随身携带，但空姐拒绝了。此刻，周钟型唯一考虑的是如何确保国家机密的安全。他向他的同事李世滨眨眼示意。他们两人明白，必须牢记“人在档”的信念，绝不能把外交包和其他乘客的物品混在一起。因此，尽管空姐一再劝说，周钟型和李世滨还是紧紧抓住邮袋不放，仍然坚持着外交使者的使命...

眼看飞机就要迫降了，迫降会有什么后果？是安全硬着陆，所有人员无一幸免吗？还是火灾爆炸飞机失事？没人能准确预测。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危机中，周钟型和李世滨首先考虑的是国家机密的安全。无奈之下，他们销毁了钱包里的绝密胶卷，然后把两页绝密文件揉进嘴里，嚼碎吞下。

接下来，正如周中所料，飞机的迫降并不顺利。虽然贝鲁特机场的地面做了充分的准备，但两次迫降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两次落地，两次升降，机上乘客都绝望了，大家都觉得死亡在一步步走来。另一方面，周钟型和李世滨变得平静了，因为他们已经按要求处理了机密影片和文件。现在他们从事外交信使这个职业，训练有素，在保证国家机密安全的同时，已经置生死于度外。

飞机第二次拉起，盘旋了几圈，然后第三次俯冲到跑道上。随着地面的猛烈撞击，伴随着紧急刹车和人们的尖叫，飞机终于在一股刺鼻的烧焦味下停在了跑道的尽头。周兴和李世斌用尽全力从卡住的座位下拉出两个邮袋，和其他乘客一起迅速从打开的安全门撤离飞机。

所幸飞机没有起火爆炸，机上80多人无一伤亡。刺鼻的焦味可能来自机身与地面的剧烈摩擦。下了飞机后，乘客们高兴极了，也难过极了。把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机长，一下子成了人人敬仰的英雄。他被举起来抛向空中几次，人们感谢机长救了他一命。周兴和李世斌也对技术娴熟的机长和训练有素的空姐竖起了大拇指。

外交信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为了国家的安危，他们在外交部和驻外外交使节之间以及外交部驻各国外交使节之间携带国家机密文件和国家指令等信息。外交使者这个职业是高尚的，也是充满艰辛的。为了国家利益，他们不厌其烦地常年乘坐国际航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有6名中国外交使者为国捐躯。

1958年10月17日，中国外交使者肖武和宁开逸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于喀山坠机身亡。在他们弥留之际，他们的手仍然紧握着我们的外交邮袋。1959年12月13日，中国外交使者何平、张慕先在从阿富汗飞往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的途中，因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撞山遇难。他们和乘客的尸体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被发现。1963年7月13日，我国外交使者周敬寸、隋玉珊在北京飞往莫斯科途中，在伊尔库茨克机场降落时飞机爆炸起火，不幸遇难。

外交使者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我们今天能享受和平幸福的生活，离不开那些常年奋战在维护国家利益第一线的先辈们的无私奉献。向维护国家利益的先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