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京市疫情趋于平缓，总体上已进入扫尾阶段，如何恢复经济成为下一课题。6月2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共6个方面45项措施，旨在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障就业，进一步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提速降费成效显著

　　《方案》中明确提到“将中小微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再降10%，推进办公和家用网络提速降费”。落实该政策的主体包括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通信管理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府等。

　　实际上，早在2015年，“提速降费”议题就已进入大众视野，该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促进提速降费五大举措，包括鼓励电信企业尽快发布提速降费方案计划，使城市平均宽带接入速率提升40%以上，推出流量不清零、流量转赠等服务。

　　2016年初，工信部表示，三大运营商均已完成了2015年提速降费既定目标：固定宽带、移动流量平均资费水平降幅分别超过了50%和39%，为用户节省了400亿元。

　　然而提速降费行动远未告终，2017年2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敦促有关方面出台提速降费的新措施，取消国内长途漫游费的同时，大幅度降低面向互联网中小企业的专线接入费。2018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涉及提速降费，要求年内取消流量漫游费，且移动资费年内降低至少30%、明显降低宽带费用。就在2021年4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仍是关注点之一。

　　业内观点认为，多年来的提速降费行动力度颇大，不仅为用户带来了实惠，从产业角度看，平价网费提升了居民用网需求，推动了互联网企业发展，用降低网费这一点“牺牲”，撬动了更大的市场。通信专家马继华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运营商们的提速降费让用户享受到了低价高速的移动互联网服务，由此催生的各方面应用程序，也成为数字化社会的主要支撑，为疫情防控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马继华认为，提速降费的落实情况，可以通过对比其他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价格来说明，在最近5年甚至拉长周期到10年、20年，恐怕很少有其他消费领域做到了消费者花费持续下降，马继华称：“三大运营商的每用户平均收入(ARPU)从一个月的伙食费下降到了一碗面的价钱”。

　　如何更加精细化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近年来提速降费行动中，一些为用户减负的措施仍有待落到实处。

　　例如新老用户不同权的“杀熟”问题就多次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2018年，国务院第八督察组便邀请代表与三大运营商当面交流，运营商表示严查杀熟问题。此外，携号转网困难也是用户常诟病之处，2019年，工信部印发的《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明确手机用户可不改变号码自由从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之间转换，但在实际办理过程中，流程繁琐、拖延时间等问题仍屡屡被曝光。

　　业内人士认为，种种问题的背后，核心是成本和收益的矛盾。提高网速和信号覆盖需要更大的成本投入，而降费又限制了其盈利空间。

　　财务数据显示，中国移动的毛利率逐年下滑，从2019年的31.25%下滑至今年一季度的24.03%；中国联通则从2019年的26.29%下滑至2021年的24.55%；中国电信从2019年的30.43%下滑至2021年的29.21%。

　　专家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根本上还要靠电信企业自身的优化。资深产业观察家沈萌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巨大的电信网络资产的投入与不断缩小的收益空间已经出现矛盾，电信企业不得不被迫提高研发与创新，通过网络优势扩大增值服务的成长空间，否则电信企业可能就会陷入经营困境，实际上，电信企业的运营成本仍有明显的优化潜力。

　　除了“节流”之外，运营商主动“开源”也是保障利润的有效举措，与其从老用户处榨取价值，不如开拓更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移动在2021年报中表示，除了个人、家庭、政企市场外，数字内容、金融科技等业务提供了新的增长点，2021年，公司新兴市场营收达303亿元，同比增长34.2%。

　　马继华则表示，欲解决这一问题，行政层面的督促仍有必要，但需根据不同运营商、不同地区的情况因地制宜。例如本次北京市《方案》的推出，对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和个人的帮扶就体现了精准性。

　　马继华谈道：“地方性的行政命令并不能指挥市场化定价的运营商，但运营商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特定时期特定的用户群体进行定向减免，比如对于受到疫情影响较重的中小企业宽带接入费用、服务器托管收费、云服务的费用，还有一些受影响较大的服务业员工、餐饮企业的上网费等进行优惠。”

（文章来源：北京商报）